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建设农业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要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从我国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看，建设农业强国必须立足三大现实，从三个维度解决三大问题。

一是超大数量农业人口下的农业强国建设，必须解决农民的就业和收入问题。我国最大的国情农情，就是农业人口多，在农业领域就业的劳动力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17715万人，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23.6%，虽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7%，但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1%，更远高于同样属于人多地少的东亚国家的日本（3.38%）和韩国（5.14%）。2020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7%。换句话说，23.6%的劳动力只得到了7.7%的收入，农民整体上收入水平低就不足为奇了。诚然，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一定是不断减少农业人口以至接近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比例的过程，但从我国实际国情看，这个过程应该比较漫长。席大大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真正使农民变为市民并不断提高素质，需要长期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和农村流动，是我国现阶段乃至相当长历史时期都会存在的现象。”席大大总书记在2016年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农民的土地不要随便动。农民失去土地，如果在城镇待不下去，就容易引发大问题。这在历史上是有过深刻教训的。这是大历史，不是一时一刻可以看明白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笔者判断，即使按照党的二十大的规划，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强国，这个过程仍然不可能完全结束，仍然会有大批农民选择留在农村且不会退出承包耕地。因此，在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必须着力提高土地生产率，提高务农农民的收入水平。事实上，农民从第一产业获取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931元，其中，来自第一产业的经营净收入为4292元，仅占22.7%。

由于我国的城镇化是不完全的，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全国尚有2.07亿农业经营户。这些农户中真正以农业为生的有多少呢？根据农户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比重分别为80%以上、50%～80%、20%～50%、20%以下为标准，把所有农户划分为纯农户、一兼农户（农业兼业户）、二兼农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户，运用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的数据进行计算，2003年，四类农户所占比例分别为11.18%、23.14%、32.4%和33.28%，到了2016年，四类农户所占比例演化为2.9%、9.85%、23.21%和64.04%，非农户所占比例急剧上升。

因此，对于不同类型农户要采取与现代农业连接的不同方式：对于纯农户，主要推动其逐步提高经营规模，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并把一部分纯农户培育成为家庭农场；对于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中来自农业收入较多的一部分，主要给他们提供以生产托管为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土地生产率从而提高这两类农户从农业中获取的收入水平；对于二兼农户中来自农业收入较少的一部分，以及非农户，要给他们提供土地流转甚至退出的机会，使他们专心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以提高收入水平。通过提供不同形式的服务，使各类农户在农村都能够各得其所，并且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二是超大超刚性农产品需求下的农业强国建设，必须解决农产品自给率不高的问题，不断提升农业竞争力。根据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竞争力强是农业强国的标准之一。21世纪初期，我国主要农产品都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进入第二个十年以后，由于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双增长，导致主要农产品成本快速上升，逐渐失去了国际竞争优势。2021年，我国每50公斤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的总成本分别为129.51元、109.48元、110.93元和275.6元，美国则为76.67元、93.76元、48.23元和113.28元，均远高于美国。同时，由于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4年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基本呈逐年扩大的趋势。2021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3041.7亿美元，同比增23.2%。其中，出口843.5亿美元，增10.9%；进口2198.2亿美元，增28.6%；贸易逆差1354.7亿美元，增42.9%。从进口结构看，大类农产品只有蔬菜和水产品仍然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且处于贸易顺差。包括一直具有较明显竞争力的水果也从2018年起出现贸易逆差且逐年增加。

这种情况说明，从我国人地关系看，食物供求会处于长期紧平衡状态，消费升级导致肉、奶、水产品等动物性蛋白和食用油、食糖等产品的消费数量递增，消费结构的变化还通过产业链传导带动了大豆、玉米、大麦、高粱等产品的进口。总的来看，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饲料产品上，实际上，大豆、高粱甚至进口的部分小麦也是用于饲料生产。从2020年起，大豆进口量超过1亿吨；2020年和2021年，玉米净进口量分别达1123.7万吨和2834.3万吨，均为上年净进口量的2倍以上。按照我国的粮食口径，自给率已不足80%。而且，从进口国别看，大豆、玉米的进口国家主要是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少数国家，很容易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2020年，少数国家宣布禁止稻米出口，我国一些大城市居然出现居民到超市抢购粮食的现象。俄乌冲突也一度造成我国粮食价格的波动。这说明，我国粮食安全是很脆弱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席大大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席大大总书记指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确保粮食安全，就要贯彻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物质基础，健全农民种粮挣钱得利、地方抓粮担责尽义的机制保障。”“树立大食物观，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第一，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优化粮、经、饲结构，生产更多的大豆、玉米，减少进口压力。

第二，充分利用草原、江河湖海等资源，发展食用林业、畜牧业、渔业及微生物产业，提供多元化食物来源，满足14亿人多样化的食物需求。

第三，不断延长产业链，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水平，减少加工过程中的浪费。

第四，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通过机械化提高农作物产量，在收获、储存、运输和加工等环节减少损失。

第五，贯彻反食品浪费法，反对各种形式、各个环节的食物浪费。

第六，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切实保护耕地，按照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对耕地种植用途进行管控，坚持农地农用，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

第七，加强高标准农田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按照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不仅要切实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年度任务，还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要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重大水利工程、中小型水库及引调水、抗旱备用水源等工程建设，加强田间地头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连接等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三是超小规模生产主体下的农业强国建设，必须解决规模经济问题，逐步完善农业经营体系，提升产业韧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三次农业普查结果，全国共有农户2.3亿户，其中农业经营户2.07亿户，规模经营户398万户。按照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15.62亿亩计算，农业经营户户均7.5亩。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属于超小型规模。这样小的经营规模，必然带来生产成本高、新技术采纳周期长、兼业化水平高等难题，与现代农业的要求背道而驰。

从世界范围看，人多地少的国家和地区主要依靠租赁手段解决经营规模过小问题，如日本和韩国。进入21世纪以后，各种制度创新逐渐拆除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的藩篱，如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尤其是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把农村土地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2008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长久不变，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加上地方政府以奖励和补贴为主要手段的强力推动，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和比例快速上升。2012—2014年，年均土地流转分别为21.5%、26%和30.4%，分别比上年提高4.3%、4.5%和4.4%。但政府的推动同时也推高了经营主体对土地的使用成本，从而推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从数据上看，我国主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丧失恰恰开始于土地流转速度最快的这几年，其中的因果关系不言而喻。可见，在现阶段，由于大量在城镇就业的劳动力还没有完全在城镇落户，城镇化是不完全的且滞后于工业化，因此，完全依靠土地流转来实现规模经营是不现实的。实际上，从2015年开始，全国土地流转速度开始大幅度下降。截至2021年底，全国土地流转面积达5.57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总面积的35.4%。但从经营规模看，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占74.8%，10～30亩的农户占9.3%，30～50亩的农户占2.2%，50～100亩的农户占0.9%，100～200亩的农户占0.4%，200亩以上的农户占0.2%。可见，土地流转总规模不小，但远没有形成理想的经营规模，更没有改变我国农业小规模经营的基本特征。

事实上，中央一直强调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早在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为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民提供产前产后的社会化服务。席大大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要注重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提升小农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改善小农户生产设施条件，提升小农户抗风险能力，扶持小农户拓展增收空间，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事实上，不仅2亿多小规模农户需要社会化服务，那些流转了几百亩甚至几千亩土地的经营主体仍然需要某些环节的社会化服务以便降低经营成本。很多地方的经验表明，通过社会化服务能够把分散的小农户连接起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形成另外一种形式的规模经济，称之为服务规模化。

2016年4月，席大大总书记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指出：“要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抓手，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三大体系”建设，找到了超小规模生产主体下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的路径，即通过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建设，为农民通过全程社会化服务，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

2021年，我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数量分别达390万个和220万家，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增至104.1万家，服务小农户8900多万户，服务农地超过18.7亿亩次。全国乡村农机从业人员4957.36万人，农机服务组织19.34万个，其中农机专业合作社7.61万家，全国农作物耕收种综合机械化率达72.03%，为继续推进服务规模化打下坚实的基础。越来越多的农民合作社涉足农产品加工业务，随着农业经营体系的逐步完善，农业产业链不断延长，科技装备水平不断提高，产业韧性不断加强，这些都是农业强国的重要内涵。